卢 梭 与 启 蒙 自 由 派（上）

　　1751年，卢梭发表应征文《论科学和文艺》，一夜之间成了整个欧洲的“文化名人”。随后，卢梭写下一系列如今已成为西方经典的政治哲学作品，引发没有停歇的争议，留下迄今学界没有获得共识的理解困惑，比如，《社会契约》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格言式的话 L’hommeest élibre,etpartoutilestdans7lesfers（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仍有争议。必须承认，尽管这句话流传极广，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含义似乎谁都能懂，其实这句话非常含混，颇令人费解。
　　要获得对卢梭笔下含糊修辞的正解，唯有让卢梭本人进行解释。卢梭说过，《论科学和文艺》是他全部著述的基石。如果这话诚实，我们就应该可以从《论科学和文艺》中得到理解《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含混格言的线索。
　　在《论科学和文艺》正文之前，卢梭引了一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句为题辞：“我们被表面上的正确欺骗”，出自贺拉斯的诗体《书简》卷五（也就是著名的《诗艺》）的25行。卢梭用的是拉丁语原文，后来的编者把这句题辞中的拉丁文specie ecti译作parapparenceduien［表面上的善］并不准确，因为recti的意思不是“善”，而是“正确”（如《诗艺》英译笺注本译作by heappearanceofwhatis ight）。贺拉斯是有学养的诗人，早年曾留学雅典，这段诗文谈的是写作风格问题：文学写作要讲究风格，但风格是一种外表，任何表面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作者的一种写作策略。因此，要掌握文辞的外表并不容易，好的作家必须得有品鉴力，或者说必须善于运用风格；反过来说，好的读者也必须学会善于辨识作为写作策略的表面风格。卢梭用这句诗作为全文起头的题辞，暗示了全文的题旨：同时代的自由智识人用科学和文艺搞启蒙仅仅是“表面上正确”，实质上并不正确。随后我们就读到论文的开头：
　　复兴科学和文艺有助纯化还是败坏道德风尚呢？这的确是必须审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站在哪一方？当然是适合一个正直的人那方，先生们，虽然他一无所知，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自己就不怎么样。
　　对“复兴科学和文艺”有助纯化还是败坏“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卢梭用了“必须审查”（il7s’agit7d’examiner）的修辞，“审查”是苏格拉底在讨论问题时喜欢用的语词；不仅如此，卢梭实际上修改了原题，加上了“败坏”一词。卢梭紧接着就把是与否的选择回答与选择是否与“一个正直的人”为伍联系起来，他说自己选择的“一方”“适合一个正直的人”（qui7convient7à un7honnête7home）。这无异于说，搞启蒙不适合“一个正直的人”，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摆出了自己的立场。显然，与“一个正直的人”相反的“一方”指的就是当时搞启蒙的启蒙智识人。
　　接下来，卢梭就用嘲讽的笔法纠弹启蒙智识人心目中的“文艺复兴”———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卢梭却说，文艺复兴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古老的“写作的艺术”和“思考的艺术”的堕落。卢梭说，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是文学的复兴，随后才是科学的复兴。为什么卢梭要强调这个顺序？卢梭解释说，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当时的人们发现了文学的社会功用：
　　人们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们搞交易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让人们更富于社会性，得靠值得人们互相欣赏的作品来激发人们彼此取悦的欲望。
　　“社会性”（sociables）这个词与so-cièté（社会）这个词相关，虽然在我们听来这个语词实在太过耳熟，却未必清楚其含义。我们至少应该知道，“社会”堪称“现代”的重大标志之一，换言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古代，都没有“社会”。卢梭后来写下著名的Du7Contrat7social(《社会契约论》)，探讨的就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如果古人和现代人过的都是群体生活，两者的差异何在？为什么古人的群体生活不称为 “社会”？因为，“社会”生活基于“激发人们彼此取悦的欲望”(enleurinspirantledésirdeseplairelesunsauxautres)，而古代政制的生活方式并不以此为基础。文艺复兴的文学与古人的“写作艺术”不同，人们写的是“值得人们相互欣赏的作品”。因此，卢梭说，所谓“文艺复兴”的实质其实是，“人们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们做买卖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古代也有人做买卖，但这类人很少，而且不大被人看得起，属于品质最低的一类人；现代的标志则是：商人才牛。可以确切地说，卢梭的这段话不仅为我们解释了现代“社会”的词源就是“激发欲望”，而且指明了“文艺复兴”的实质是“商业”文明的诞生，如果没有“商业”性质，文艺就很难存活。
　　卢梭的说法推翻了关于文艺复兴的两个流行观点：首先，文艺复兴所谓的复兴古代文明并非了不起的创举，而是直接受惠于所谓“野蛮”的中世纪时代；第二，如今的启蒙智识人十分得意的让文艺具有社会作用的观点，其实是在“激发人们彼此取悦的欲望”。这无异于告诉启蒙智识人，无论搞文学还是做学问在古代都是少数人自我认识的艺术。文艺复兴把这种自我沉浸的艺术变成了相互取悦、激发欲望的艺术，无异于说文艺复兴的真实含义是古老的文学和科学的堕落。
　　接下来，卢梭说了一段关于统治和法律、专制和自由的话，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卢梭后来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章写下的传世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的首次表述：
　　精神有自己的需要，身体同样如此。身体的需要是社会的基础，精神的需要则是愉悦。统治和法律为群体的人们提供安全和安利；种种科学、文学和艺术不那么专制，从而也许更有权力，它们把花环缠绕在让人们背负的枷锁上，窒息人们对原初自由的情感，人们似乎是为此而生的———使他们爱上自己的受束缚状态，把他们型塑成所谓的开化人民。需要树立起王权宝座，科学和文艺加固王权宝座。地上的权力们啊，爱惜才华们吧，保护那些栽培才华的人物吧。
　　从字面上看，这段话颇有些让人费解，必须小心识读。首先出现的是“需要”(besoins)这个语词，与前文刚刚说到的“欲望”(ledésirO)形成对比。显然，人的“需要”不等于“欲望”。如果我们记得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关于城邦形成的说法：“在言辞中咱们从头来打造一个城邦吧，打造这城邦的，看来是咱们的需要”(参见柏拉图《王制》卷二开头369c9-372d5），那么可以说，“欲望”是过分的“需要”。卢梭把精神与身体分开，他没有说身体需要精神或精神需要身体，而是说精神和身体各有自己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是“愉悦”（l’agrément），身体的需要是“社会的基础”（lesfondementsdelasociété），但身体的需要是什么，卢梭却语焉不详，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不外乎吃、住、穿。卢梭强调的是，社会以身体的需要为基础，而非以精神的需要为基础。这无异于说，相互取悦、激发欲望本来并非社会的基础，如果它们成了社会的基础，不过是文艺复兴的智识分子人为制造出来的。
　　卢梭话头一转，马上说到“统治和法律”或者政治制度，可以说，与社会的基础平行对举的是“统治和法律”，与精神的“愉悦”平行对举的是“科学、文学和艺术”。换言之，统治和法律就是社会的基础，这是身体所需要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来恰当地管制人的“需要”，“需要”就会变成“欲望”。但卢梭没有这样说，而是说“统治和法律”为“群体的人们”（hommesas-sembles）提供“安全和安利”。卢梭同样没有说的是，“统治和法律”以王者的存在为前提。事实上，人们很难设想没有王者的“统治和法律”或政制，即便民主政体也预设的是全体或部分人民为君王。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二节中说：“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里，人民在某些方面是君主，在某些方面是臣民。”如果“统治和法律”是身体的“需要”，那么暗含的意思就是：君王也是“社会的基础”，或者说君王是群体的人们的身体需要产生出来的。
　　精神的需要是“愉悦”，由此产生的是科学（学问）和文艺。我们自然会期待卢梭接下来说明精神的需要与身体的需要的关系，卢梭接下来果然说的是这两者的关系。可是，卢梭的表述却突然显得像在唱自由民主共和分子的高调：“统治和法律”是“让人们背负的枷锁”(lescha esdefer)，甚至等于“专制”(despotique)，科学和文艺则是装饰枷锁的“花环”(desguirlandesdefleurs)，帮助“枷锁”束缚人们“对原初自由的情感”(lesentimentdecettelibertéoriginelle)。在这样说之前，卢梭用了一个插入句：科学和文艺“更少专制，而也许更有权力”，这似乎意味着，科学和文艺成了专制枷锁的装饰。卢梭在这里并没有区分封建的君主制和专制，或者说，没有区分封建制与专制。按照孟德斯鸠的划分，两者的差别在于：封建君主制是君主依法而治，封建专制则是君主凭个人意志而治。我们可以说，卢梭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但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难道他连孟德斯鸠说的“常识”都不懂吗？
　　这样一来，统治和法律与科学和文艺都分别多了两个描述性界定：统治和法律是“专制”和“枷锁”———这两个引申说法的语义可以协调一致；科学和文艺是“权力”和“花环”———这两个引申说法的语义没法协调一致。可是，按照起初的逻辑，“统治和法律”作为社会的基础是身体的“需要”，难道不能说，“人们背负的枷锁”是身体的“需要”？甚至难道不能说，“专制”是“集体的人们”的身体需要？倘若如此，卢梭也就不能说，集体的人们有“原初的自由”，更不能说，集体的人们是“为此自由而生的”。换言之，当卢梭在这里突然采用反“专制”的启蒙修辞把“统治和法律”说成“人们背负的枷锁”时，隐含着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我们从字面上还看到，当卢梭说到“原初自由”时还补充说，人们“似乎是为此而生的”(pour7laquelleils7sem-blaientêtre7nés)，他用了“似乎”这个含糊词语。显然，如果“统治和法律”是身体的需要、“社会的基础”，那么对人来说，何来“原初自由”、何以能说人“是为此而生的”？ （未完待续）（作者系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