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把国家比作人体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性。古往今来，人们创造了许多比喻，帮助人们理解国家。比如，把国家比喻为家庭，不仅拉近了距离，增加了亲和感，也使人以简单的关系理解复杂的关系。也有人把国家比喻成风浪中的一艘船，由这个比喻得出的结论则是：就像在海上船长应当具有被服从的权力一样，一个危难中的国家全体人民应当服从领袖。
　　然而，这两个比喻都曾受到过质疑。比如，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倪萍就曾以家庭来比喻国事：“一个家庭，孩子特别理解父母当家的难处，应该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而评论人刘洪波则认为：“这个比喻，应该说完全颠倒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民众不是孩子，政府不是父母，国家主权在民，政府是民众产生的公共服务机构。民众与政府之间不是孩子跟着父母走，而是公仆听命于主人。”（《向倪萍委员继续讨教》，2010年3月15日《南方都市报》个论版）而对于把国家比喻成一艘船，上一个世纪的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一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拿‘国家之舟’这么一个修辞格里所包含的类比作为论据，那么这个论据的逻辑力量就完全要看：一方面，政府的地位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员工；另一方面，选民是否可以比做船上的乘客。在我看来，在这些互相比较的事物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相似之处。”
　　其实，近代以来一个更为经常用来比喻国家的喻体，就是我们人类的身体。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写作的《商会议》中有这样一段：
　　“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何以故？盖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积府州县乡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各尽其职，效其力，则肤革充盈，人道乃备。有一痹发，若失职者，则体必不立。惟国亦然。欲国之强，必自全国之民各合其力以办其所当办之事始。地方自治者，心生自然之理也。”
　　这一段文字通过把国家比喻成人的身体，以说明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各级政府机构乃至民间团体各自发展完善对于国家整体机能的重要意义。就其论题（“商会”）而言，这篇文章并非借把国家比喻成人体而强调国家的统摄、支配作用，而恰恰是要说明民间组织的自治的重要意义。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崭新命题。因为自秦代以来两千年都是强大的国家统摄一切的，但是到了近代，却突然发现：这样的国家面对西方列强并不强大。
　　1941年，在刚刚经历经济危机，即将卷入世界大战的美国，为了凝聚人心、振作人心，罗斯福总统有过这样一段演讲：
　　“国家像人一样有一个身体———它必须以我们时代的目标为标准，得到吃、穿、性、活动和休息。国家像人一样有一个脑袋———它必须了解情况和处于戒备状态，它必须了解自己，了解邻居的希望和需要，这个邻居就是生活在这个狭小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国家像人一样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它还有更深、更广、更持久的东西。这就是关系到它的前途的东西———唤起民众最神圣地保卫其现在的东西……它是精神———它是美国的信念。”（引自《世界名人论辩技巧欣赏》）用人体来比喻国家，不仅是一种修辞，其背后是建立在修辞上的一种国家理论，即成熟地形成于19世纪的国家有机体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阅读和写作中接触和介绍过这种理论。他写于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一篇，第一节即为《国家有机体说》。梁启超在此文中的按语，也处处着眼于国家与人体之间的所谓相似性：“国家自有其精神，自有其形体，与人无异。”在原书第二点“肢骸各官各自有其固有之性质”后面，梁启超附上“原注”：“指政府各部分及议院”。梁启超他对于国家有机体论的理解，集中在国家和其他团体的内在活力和功能健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少年中国说》，由“人之老少”论及“国之老少”，由此推导出中国并非走向衰亡的“老大帝国”，而是充满无限生机的“少年中国”。这样一种以人的生命周期来比喻“国家生长周期”的说词，其实也是从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中趸来的。无论梁启超以近代宪政国家的标准来推导出中国为“少年国”这个结论在逻辑上多么不靠谱，但他创造出来的“少年中国”这个生机盎然的修辞和国家形象，在清末一片消沉绝望中起到了振奋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信心的精神作用。
　　然而，以人的身体比喻国家的修辞体系，并不都具有这样积极的意义指向。我们来看16世纪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论国家的真正伟大》中的一段修辞：
　　“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
　　读了这段文字，你不觉得发动战争是一件有道理的事情吗？国家需要不断打仗，因为它需要像人一样“锻炼身体”。
　　如果我们因为对培根毫无恶感以至于对上面那一段修辞也不能产生恶感的话，那么，你看看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这一段话怎么样：
　　“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其效用，因此，法西斯主义拒绝永久和平主义———它源自放弃斗争以及怯于牺牲的懦弱行为。战争将所有的人类活力提升至最高的张力，并将高贵的标志印在有勇气迎接它的人身上。”（引自[美]利昂P马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10版】）你看，隔着好几个世纪，墨索里尼这一番美化战争、否定和平的法西斯理论，不正是培根那个比喻的更明确的结论吗？显然，以人喻国家的国家有机体论，也潜藏着走向十分极端结论的逻辑。
　　这可能是修辞本身的危机性：当我们用一种事物来说明在性质上其实与它完全不同的事物的时候，本身就存在着认识和结论的不确定性。就如我曾说，“当我们把孩子比喻为‘祖国的花朵’，当领袖把青年比喻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管两者有多大差异，谁会去较真呢？”但是，当你把国家比喻成人的身体，因此把战争比喻为“锻炼身体”的时候，恐怕就不一样了。
　　其实，用人的身体比喻国家的这样一类比喻，我们往往耳熟能详，却习焉不察。比如，我们称某人或某些人为“国家的脊梁”（或“民族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据说，这就是“国家的脊梁”这个修辞的起源。这个修辞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非常传神，非常有力量。然而，当2011年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获得“共和国脊梁———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的时候，不仅是这个主持人，而且这个修辞本身，都受到了质疑。《南方都市报》有一篇乐天马的专栏文章写道：
　　“即使很多享誉四方的学者都没注意到，‘国家脊梁’或‘民族脊梁’，实际上是种拟人化的虚词，把国家、民族拟人化，比喻为像一个人那样的有机体，然后再把在这个国家里出力最大最多的人，或对国家进步起关键作用的人类比为对有机体起支撑作用的脊椎骨。在政治、文化领域套用自然科学术语是用词不当。把国家、民族想像为一个有机体，不过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对‘有机体’这一化学词汇的滥用。在习惯于用整体论的方法进行思维的人们那里，这种拟人化的词汇混用(活用)才是有效的。对于反对用整体论的方法思维的人们来说，国家、民族由一个个的人所组成。这些人不可能像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那样被当成零件来组装成一个超人的活体。国家不过是由独立的个人按一定规则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个人仍然是独立的行为主体，个人对于共同体的作用和价值固然存在大小之别，但每个人在生命与权利诸多方面却是等价的，不存在谁谁是少不得的心脏、脊梁，谁谁是可有可无的毛发、指甲。”（《脊梁长在你我身上》）我读了这一番话，心有戚戚焉。我感到它作为一种反思，清理了藏在一个修辞背后，人们难以觉察的国家理论或普通人习焉不察的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解；揭示了一个词语背后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并具有尖锐的批判性。
　　长期以来，我就觉得，应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揭示人们思维和表达的误区，揭示表达方式对人们思维的限制。这正是逻辑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批判性思维对人们现实观念的重要影响作用。修辞的分析或修辞批判，就起到这样的作用。（作者系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