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 知 ”与“ 呼 声 ”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有“自责”、“内疚”、“悔恨”、“不安”，这些大体表明了我们内心存在着的“良心发现”。我们无法否认每个人都是有良知或者良心的。偷了东西的人总是感到不安，犯了错的人总是心虚。为什么会有不安和心虚？它们来自何处？是来自上帝？来自他人？来自自我？古往今来有关良知或者良心的思考，都确认了良知的存在并不是虚构的，而是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至于说它是从哪里来的，就有了很大的分歧。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心中有一个“灵异”在告诉他如何作为，这是良知的神灵说；中世纪奥古斯丁将良知视为上帝写在我们心中的“金规”，这是良知的上帝说；近代无论是休谟还是康德，都将良知看作是天赋的东西，只是前者强调良知的自然情感来源，而后者则主张良知的理性命令归属。如果从良知起源上看，王阳明的良知说更接近休谟和康德的论证模式，不过是在内涵外延上面有所综合而已。
　　什么是“良知”？从字面上讲，良知无非一种道德意识而已。王阳明将其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传习录下》）关于良知，王阳明曾有过多种表述：良知即天理，良知即道心，良知即未发之中，良知即廓然大公，良知即心之本体，良知即去恶得善之灵药等。无论怎么说，他都基本遵循了孟子的思路，将良知视为人人先天固有的和人人心中同有的。正如孟子所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然而，这种良知的先天说总是会遇到麻烦，因为它不能说明人身上为何也有会天生的残忍性和攻击性。我们能够遇到特别善良之人（比如纯真的小孩和慈爱的成人），可是我们也会遇到特别凶残之人（比如杀人者和暴君），仅仅采用先天的或者后天的理由似乎都很勉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传习录下》）这完全就是一种意识经验的意向性诠释。
　　下面，我们可以尝试比较海德格尔的“良知现象学”（也可称作“呼声现象学”）与王阳明的良知说，看看他们在“良知”上面的一些有趣观点。其实早有学者发现王阳明心学与存在主义之间的某些思想关联，如日本著名王阳明心学研究大家冈田武彦甚至提出左派王学就是一种存在主义。本文认为，这种比附还是有些牵强，不过它们之间确有一些比较相通的想法。比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良知”的论述，与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思量就有一些可资比较的视角和取向。海德格尔的想法是，我们要力求从非本真状态（沉沦于日常和大众之中）回归到本真状态（领悟向死而在），王阳明的理想是，我们应该摆脱私欲妄念（所谓邪欲障蔽）而达到圣人之境界。两者比较，其中的相通之处在于如何从不自觉中超拔出来，即如何获得良知。
　　海德格尔讲“良知”（Gewissen），是在他超越胡塞尔的认识现象学而转向存在现象学之中涉及到的。因为他的存在现象学关心的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生存论问题。他是从“Dasein”（此在/亲在/缘在）出发的，是从最最日常化的生命境况出发的，这就是人的存在的世界性和时间性。在世界性中（分为周围世界、共在世界和自我世界），人往往陷入沉沦状态，采用平均化和顺从化的方式来逃避一生的操劳和操心；在时间性中，人总是置于当下的混日子中，或者停在以往的固执留念中，极力逃避“向死而在”的将来之归宿。海德格尔的这种描述，是不带任何道德谴责的。他只是发现，当人从小怕变成大怕之后，也就是害怕一个具体的对象走向害怕一个虚无的存在的时候，在这种“畏”的情绪逐渐积累而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如何活出真我的呼声就出来了。我原来总是在跟随外面世界的步伐而生活，我原来总是在回避死亡的追索而陷入妄想。本真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必须自己去面对的可能性过程，是一个必须自己去创造意义的偶然性过程。
　　王阳明看到，良知总是与声色货利相遇，总是与见闻之知相争，因此良知往往被见闻之知所遮蔽，于是就有一个如何去蔽的问题。有人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他答道：“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再则，“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谓良知之蔽。”（《传习录下》）王阳明将良知比喻为明镜，“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王阳明全集》卷二）关于“致良知”，王阳明分出了不同程度和不同人群。尽管人人有良知，致良知的工夫不同，由此而造成了所谓“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王阳明全集》卷三）良知是愈想愈清楚的，即需要不断地“精思”。这里的“精思”当然不是简单地学习读书，或者说一味地坐而论道，它应该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生命体验。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不是理论性的“思”一样，王阳明所说的“精思”俨然也不是逻辑性的思考，而是需要一种致良知的工夫。“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王阳明全集》卷三）（作者系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