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Leopold'Leeb），奥地利人。1995年来中国大陆，北京大学哲学博士，2004年以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和后浪出版公司对社会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并开设中世纪文学史课程。著有《张衡、科学与宗教》，《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以及上述西方古典语言和汉语对照词典、辞书约50本（少数已写成、还未出版）。2017年出版散文集《我的灵都》。
9月26日晚上6点，文学院教授、奥地利人雷立柏准时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三楼3406教室。他语速中等偏快，说一口稍带着异国腔的普通话，课讲到兴起时，他的嘴角和眉毛会不自觉地上扬一个弧度。虽然这微笑让人放松，但对学生们而言，上他的课可绝不轻松。
从2004年起，雷立柏在讲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古典语言基础语法的讲台上度过了数千个小时。他把这三门语言戏称为他的“三个代表”：古希腊语及其背后文化代表哲学、历史学、文学等辉煌瑰丽的人文科学，拉丁语及其承载的罗马文化代表法律意识、严谨思维和包容的胸怀，希伯来语和犹太传统则贡献了一神论的理念以及其民族独特的律法和历史观。
在北京居住了22年的雷立柏称自己为世界公民。“看到雷立柏，会忽然想起明代以来西方学人与国人的互动。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国的学人很像，独立的精神弥漫在字里行间。人类文明源头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们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里思维，失去原本的内动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这个人们陌生的领域。”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说。
人大的伯利恒对于每周五晚上来到人文学院办公楼211室参加读书会的同学们而言，这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是一个安宁如伯利恒（据圣经记载为耶稣降生地）的奇妙新世界。
在平日里，这是雷立柏的办公室。除了书架、书柜、书桌，别无他物。书架对面的桌子上立着一个小尺寸的白板，雷立柏每每讲到要解释处便直接抬手书写于上。
四名爱好古希腊语的学生在这里与他一起阅读、讨论古希腊语的《神谱》。这既非必修也非选修课，纯属一种共同兴趣。但阅读者来之前都要做扎实的功课并在读书会上发言。古希腊语语法繁复，几乎每个单词的原型都需要辨认，在句子当中的功能也颇费思量，使得这种阅读更像是一种曲径通幽的解析。这次读书会的文本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经典著作《神谱》，厚厚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是最主要的工具书。
当天的内容涉及福柏孕育生下赫卡忒，宙斯如何对待。不过二三十行内容，五个人逐字逐句的解析、交流花了一个半小时。“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呼格，直陈式、虚拟式、主动态、被动态……”旁人如听天书，他们却乐此不疲。
立体的人通读经典，在文学和审美上的收获之外，雷立柏更对词源津津乐道。“学生可能很早之前就知道了这些词，然后你突然知道它的来源在哪里，觉得特别有意义。”
雷立柏认为，拉丁语是所有古代语言当中最现代化的语言。在拉丁语里面有“投票权、竞选、共和国、委员会”这样的单词。他因此得出结论，现代（中国）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观跟拉丁语的关系比较近。
新星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丽华跟雷立柏学习三门语言近10年，渐渐学会了“雷式”思考和联想。她读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名作《大师与玛格丽特》，也越来越看出门道。“这本书讲的是苏联的东西，实际上他讲的也是信仰、宽恕、宗教的问题，你再读一遍就不一样了。你的知识立体之后，这个人就丰满了甚至是完满了。成为一个立体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追求的境界。”
梁启超在百余年前便说过：“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底焉。”追根溯源所带来的，是对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及后来沿革的思索与致敬。
啄木鸟的催促1996年春，雷立柏从台湾辅仁大学一路北上，来到北京大学读哲学，师从汤一介。“汤先生对我说他的长期目标，就是让西方走向中国，让中国走向西方。这也是我的愿望。”
2005年在人民大学任教时，他申请开古希伯来语课，头两周来听课的学生只有五个，教务处通知还不够格开课。没有独立的办公室，雷立柏把学生们都叫到人大林园自己的单身宿舍里，大家就坐在他客厅的桌子和床边，摆几张凳子椅子上了两年课。
学校分给他林园的这套房子，似乎至今还保留着15年前的模样，从外到里没有任何现代装饰。稍微熟悉雷立柏的人都知道他的严格作息：早晨6点起床，喝杯咖啡，做精神体操———用希腊语或希伯来语读《圣经》；七八点开始工作；中午自己做饭（多半是炒胡萝卜或者番茄鸡蛋），然后打个盹儿；下午两点半继续工作，6点开始上晚课、读书会；10点必安然入睡。
他说人大校园里有一只啄木鸟。尽管很少看到它，但经常听到它的声音。“一听到它‘笃笃笃’的啄木声，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它提醒我：不要偷懒！”他给自己安排的写书、编词典任务已经排到了至少三五年后，乃至漫漫的后半生。孤独是自然有的，可他常以西塞罗、哲罗姆这些先贤为目标。“越身处孤独，越沉浸于经典和你的工作，也越不孤独。”
灵都之爱与惜今年，雷立柏自传体散文集《我的灵都》出版，写尽了一个奥地利人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赤诚。“我知道没有第二个外国人把北京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我在感情上跟北京有很多关联”，这些关联，来自于对他友好的首都居民———他说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资产，也来自于那些充满历史感的墓园、石刻、碑文，和一个个充满人道关怀，却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名字。“我觉得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中国人回想起来这些人和他们的文化贡献。”
法国人白晋前后在中国生活了43年。他是最早将拉丁语和汉语作比较和意义联想的西方人。三百多年后，雷立柏出版了一本名为《拉丁语桥》的小书。其中举出了很多这样的“桥梁”：比如“手”在拉丁语和汉语里都有控制、掌握的意思：“你完全在我的手里。”
他因此将自己唤作白晋的门徒：“我也在现代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不断寻找着共同点和桥梁，让更多中国人对西方语言产生兴趣，同时让更多西方人对汉语产生兴趣！但愿我们的‘搭桥工程’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
生长的树编撰词典是雷立柏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又费时又费力，还不能带来直接价值，雷立柏却甘之若饴，他平生最佩服那些能编写词典和百科全书的人，“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自己空想或感受的传播者。”
两年前，他编写的《拉英汉词典》终于完成，校对工作至今还未结束。编写这部200万字、1000页上下的中型词典成为雷立柏这辈子目前最大的翻译项目。尽管如此，他说这已经是极力压缩篇幅、减少例句后的结果：只为方便读者使用和携带。
2012年，雷立柏萌生过一个想法：创办一所小型的语言学校，专门教授三门古典语言。给他出版辞书的后浪出版社的老板吴兴元说愿意提供教室。从此每周六上午，雷立柏便在后浪南锣鼓巷办公区域提供的教室上课。“虽然不是我的语言学校，但还是部分实现了我的梦想———最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学习古典语言。”
学习外语是学习平等的一种方法，就是能够更好、更平等地与世界上的人沟通。“现在的中国人就像一棵树，中国人的意识是很稳定的，而且在不断、快速地生长。”
（本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