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卷 人 家

　　一年里冷热不均的四季，比较而言，人多苦夏热。一入伏天，小室如蒸笼，觉得坐卧皆不安，只有摇扇读书，聊可消闲。昔宋人尤袤酷爱读书抄书，曾有“四当说”，形容书“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孤寂以当友朋，幽忧以当金石琴瑟”。读书，能否当得吃穿，令人怀疑。但说聊当长夏清茶，借以消遣、寄托，也差不太远。
　　半亩方塘，天光云影，好读书者，自有会意。受书的陶冶，人可能会由求知读书而爱书、嗜书如痴。这样的人，从古至今，接续了一种文化性情，身上好像带一种“书卷气”。书卷气好不好呢？难说(譬如“书呆子”便不是个好称号)，却总比铜臭气、脂粉气、小家子气或者俗气、痞气好些罢。
　　由读书而想到书籍本身的历史沧桑，本身也成了一本令人惊心的书的内容，也是文化史的一章。我恰好有机会翻了一本《古今典籍聚散考》，于此很有感触。溯自孔子“韦编三绝”那时代，而后书史种种，书的成毁沉浮聚散，往往述不尽述，却可看出：书的厄运劫难正是文化的厄运劫难，而由于有书卷气的藏书家和古代“编辑”代不绝出，方维持传统“斯文”未坠于地。毕竟，书史上的兴亡悲欢也太多了。虽然古人早就总结过：“书画器具裒集甚难，而其究也，或厄于水火，或遘于兵焚，或败坏于不肖子孙，或攘夺于有力势豪。”却不解何以到了二十世纪，书的灾难仍有增无已。原因，大概正如杜牧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或者，反映出文化建设、人文理想同文化破坏、霸气痞气的悲剧性历史冲突。
　　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为可风后人的书卷人家。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叙述过他们的藏书之乐和失散之悲：
　　……每获一书，即同其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舒磨展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卷几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可惜好景无常。战乱一起，李清照“四顾茫然”，盈箱溢箧的书画古器虽恋恋难舍，终究一批批挥泪而别。世事无情，令嗜书的人怅恨何深?
　　书史劫痕，既反映一种愚昧痼疾难医，反映文化的破坏性意识反复表演，也反映传统社会缺乏对文明遗产的保护机能。譬如说修书、藏书，历来只是由皇家或私人来进行，一直缺少公共性文化机构来促进知识传播、文献保存，并避免或减少政治动荡对文化的冲击。这种情况直到本世纪以来公共图书馆逐渐建立才有所改变。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正是梁启超、张元济诸位不乏书卷气的贤者。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内外忧患，社会动荡不已，古籍命运更多磨难。部分看，宫廷方面，如明代巨帙《永乐大典》的嘉靖录本原藏翰林院，在道光到光绪年间大量散失，先是被翰林们偷盗(可谓“爱书”之伪君子)，后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占领北京时毁掠，所剩无几。《四库全书》抄成七部，在战火中先后毁掉一半 (文渊阁、文汇阁、文宗阁及文澜阁的一半)。在民间方面，一些睥睨一方的著名藏书家，如浙东范氏“天一阁”，于太平军之役陷于衰颓；归安陆氏“皕宋楼”，于其主人殁后出售给日本岩崎书库，从此流羁东瀛；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破产后总算售给了端方始创的江南图书馆；而北方古本收藏的重镇，时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更是迭经劫难，除部分散佚市尘，多被土匪所糟蹋，甚至珍贵古籍被焚烧撕扯，揩器做枕，试抹鸦片烟签。据说，匪徒用书烧火，因旧书不易燃点，竟愤言:“谁说宋版书可贵?”在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真是“斯文”何止“扫地”！此前此后，中国历史上的“焚书记”一再续篇，令人感慨。怪不得有人说，历史悠久却不一定懂得珍惜历史。
　　鱼龙曼衍中古籍消息何处寻觅，大概是一本理不清的烂账，其中毁亡者和流落海外者当有不小的数目。私家藏书从此趋于式微，这也正是古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散过程。所幸者，犹有一些爱书的人坐论起行，虽不能力挽狂澜，却力争做局部的补救，拳拳之心亦属难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叔弢先生，他被称为传统大藏书家的“最后一位”。
　　周叔弢藏宋元古本以精深著称。如海源阁流出的一部宋版《庄子》，便为周氏高价收入，加上另一部宋版《庄子》，额其室号为“双南华馆”。民国初年，周氏初涉书林，便收得清宫流出的宋本《寒山子诗》，为海内硕果仅存的精椠，周氏以此为宝，特取“寒在堂”室名做纪念。不过周氏最常用的室名则是“自庄严龛”，典出《楞严经》“自得心开，香光庄严”。
　　“自庄严龛”先后有约百部宋本及半数金元本入藏。古本难得，几乎每次搜讨均有一番动人的来历。例如，一部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原已散成残本，玉碎珠零。周叔弢先以重值获得海源阁旧有的二十三卷，再以双倍价从李盛铎木犀轩请购得四卷，一年后又以更高代价获得另一卷，为求完璧，始终“忠心耿耿”，可惜此书终于仅差一卷而未能“团圆”。可是另一部元刻《春秋经传集解》，终因他的锲而不舍，历经十七年分别从四个来源补成完书，虽曲折宛转而情有独钟，心志不渝，堪称书之良友。尤令人感佩的是，他在夙愿得偿后，推己及人，毅然将所藏《左传》《群经音辨》宋刻残本各两卷赠送故宫博物院，使故宫原有的此两部残书因而完整。诸如此类，诚然体现了他的自白:“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耶。”是于求书若渴之外另有一种情怀。
　　周叔弢在藏书史上别见手笔，别见其特别的书卷气，难得在有“大气”，能拿得起放得下。例如，他非常喜爱宋陈师道(后山)的诗，原只藏有明代刊本，后来听说有《后山诗注》宋残本(清宫流出)求售，索值甚高，他便不惜高价收入。别人认为此举未免近奢，他则自思:人生几何，异书难遇，不暇为财物计了。惜书如此，却不一定不近人情。又例如，他曾获得一宋代建安务本书堂刊刻的《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听说另一位藏书家傅增湘专门搜集这位四川先贤的宋版诗集，正缺此本，他于是见投明珠，主动将此书与傅氏交换了三部明版书，使傅氏感动不已，还邀集朋友在其“藏园”举行祭苏盛典。周氏的爱书之心之德，是在执着中渗透了一份庄严和豁达。傅增湘评论他:“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务求其精湛，尤重昔贤之题识与传授之渊源;又其书必经子古书，大家名著，可以裨学供循涌者。至校钞之书，审为流传之补祖本，或以名人之手迹，必精心考研之，以定其真赝......设遇铭心绝品、孤行秘本，虽倾囊以偿，割庄以易，而曾不之恤，既收之后，又亟缮完补缀，存其旧装，就以金粟之线，盛以香楠之匣，牙签锦囊，芝芬麝馥，宝护用勤，故其藏书不侈闳富之名，而特以精严自励。”可见周氏藏书不为附庸风雅，于校刊修饬内外，别有境界，大概就是“香光庄严”的气象罢。
　　周叔弢(1891—1984)，本名暹，字叔弢，安徽建德人。他出身名门，祖父周馥曾任两江及两广总督。父周学海为光绪壬辰进士，早卒。叔父周学熙官也不小，自晚清道台、盐运使直至民国初年两任财政总长，并经营实业而致富。周叔弢多年从商，曾随周学熙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以后历任其家族实业如滦州矿务局、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等董事，解放前夕任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解放后他以工商界民主人士身份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周氏以其经济实力而成为最后辞世的传统大藏书家，有钱，却又不为“钱奴”，其家由官宦人家而为利禄人家，又不失为有功于文化学术的书卷人家。他的“爱书心”还浸润着“爱国心”。
　　周叔弢认为自家藏书虽然宝贵，实为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他担心一旦散作云烟，反而辜负了当初爱心。所以解放后一批批献书给京津各大图书馆。至七十年代，将“自庄严龛”全部捐出，使私藏在自己辞世前成为“天下公物”。这大概可以说，标志着一个藏书史历史时代的结束，又翻开了另外的一页。
　　书卷人家今何在？如今情况已是完全不同了。但愿四海安宁，万家灯火，书史新一页并不都为金钱所左右，何妨“诗书继世长”！书史之兴亡沧桑，也如一本“大书”，为今人读之鉴之。
　　（作者系文学院1982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