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严瑞珍在农业经济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创新。他首次提出把剪刀差划分为比价和比值剪刀差，并采用把工农业劳动力折合为标准劳动力的方法来计算剪刀差；首次提出工农业互相支持、协调发展是处理我国工农业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而不是所谓的“先以农补工，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等。多次国内外大型课题研究、多部中国农业相关出版物、百余篇学术论文彰显了严瑞珍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一生始终和农民联系在一起，将毕生的精力投入中国农村面貌的改造之中。
在黑暗中燃起理想之火1929年，严瑞珍出生在浙江温州，一出生就遇上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年代。严瑞珍的童年是在苦难和战乱中度过的，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时，“跑警报”和躲避日军炮弹轰炸成为严瑞珍的家常便饭。
严瑞珍上小学时，城市沦陷，他随家人逃到农村。严瑞珍亲眼目睹了农村破败的景象。他们借住的房东老太太家中一贫如洗，仅有几床破被子。尤其是老太太夜晚在油灯下埋头辛勤织草席的样子，深深刻印在严瑞珍脑中。“这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象征着遭受了几千年苦难而仍然坚强不屈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侵华日军的残酷、农民的苦难让严瑞珍迅速成长起来，触目惊心的经历点燃了他内心的熊熊火焰，“我想，一定要让国家强盛起来，一定要改变中国破败的、贫穷的农村的面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中学时期，严瑞珍有幸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他清晰认识到：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民主革命就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使严瑞珍学农业经济学的决心愈发坚定，高中毕业后，面对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医学院等五所名牌大学的选择，在众多人不解的声音中，严瑞珍毅然选择了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
中央大学在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严瑞珍求学期间再次目睹了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他加入了地下党，参加学生运动，坚定不移地为实现民主革命胜利而努力。
从进步学生到大学讲台1948年至1952年，严瑞珍就读于中央大学，这期间他经历了“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参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大四这年，恰逢新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在南京招生，严瑞珍就怀着理想和期待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至此开始了在中国人民大学的60多年的学习和工作。1955年，严瑞珍毕业后留校任教。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大学教科书的编写领域还是空白。为了满足普及知识，提高自身水平的需要，严瑞珍承担起农业经济系教科书的编撰工作。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严瑞珍广泛地调研了当时的农业领导机关、农村基层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规模经营的国有农场，结合他研究生时期就存在的困惑（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如何与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二是苏联的经验如何与我们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编写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组织与管理学》，在当时全国20多个农业院校都产生了较大影响。1990年，他又主编了《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教材。
作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教书育人。严瑞珍走上讲台为学子授业解惑，60年来共培养出硕士生、博士生70多人，这些学子也都秉承了严瑞珍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学风，兢兢业业地工作。
新中国最早一批的农业经济学家严瑞珍从事的主要是农业经济学、生产管理学、生产力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吸取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教训，提出：解决我国农业滞后和农民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工农两大部门的关系问题。要改变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的现状，需要从工农业发展速度比、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劳动力价值与价格比、农转非土地价格形成等方面探索农业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为此，严瑞珍开创了把工农业劳动力折合成标准劳动力的方法，量化了中国剪刀差的绝对量和相对量。
1990年，严瑞珍首先在学术界提出，“先工后农”并非工业化客观经济规律，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不应是先发展工业而后援助农业，而应是相互支援、交叉掩护、协调发展。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为严瑞珍提供了极大的研究空间。他通过山西中部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这个地区商品性支柱产业设计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构想，为农民走出自给自足，融入市场经济指明方向。
此外，严瑞珍还进行了诸多研究，提出“农业投资的加速原理”、用“产量比”的方法来评估土地的经济质量、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研究等。
学术研究并非闭门造车。严瑞珍努力汲取国际农业经济中对中国有益的成果，也致力于将中国农村改革的声音传向世界。1980年，严瑞珍陪同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主席丹姆斯教授、副主席大川一司教授以及赫尔德利斯司库一行三人组成的代表团考察中国农村，重建中国和世界农业经济学界沟通的桥梁。严瑞珍多次参与国际研究，曾主持参与了“世界粮食体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课题）、“中日农村经济的比较研究”（日本国际开发研究中心委托课题）、“提高财政扶贫基金使用效率”（世界银行项目）等大型研究项目。
绝知此事要躬行，探索农民脱贫路反贫困理论是严瑞珍的又一重大成果。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全国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东、中、西部地区及城乡间的经济差距却日趋扩大。太行山区的农民生活仍然贫困，务农的父亲因无力筹齐两个孩子的学费而被逼自尽。这一幕极大地震撼了严瑞珍，他开始思考:如何让生活在僻远的山区、贫瘠的草原和沙漠地区的农民像东部地区的农民一样快速富裕起来？
为此，严瑞珍走访了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武陵山区、贺兰山区以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和草原地区。他认识到，生态环境脆弱、商品经济尚未发展、交通物流条件落后、农民人文素质不高、社会发展水平低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中国贫困地区的面貌是一项系统工程，绝不是引进一项先进农业技术措施、一个新产业就能立即改变的，并由此写下了《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一书来阐述他的反贫困理论。
与此同时，严瑞珍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1991年，经和德国方面合作，在太行山区的内丘县创建了反贫困试验区。历经9年改造，严瑞珍让土壤贫瘠、寸草不生的石山披上绿装，还建立村卫生所、希望小学等，帮助1万多贫苦农民摆脱了贫困，改变了当地人文环境落后的面貌。2002年，严瑞珍又继续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创建了另一个反贫困试验区，同样效果显著。
如今，年近九十高龄的严瑞珍早已退休，但他仍心系农民，矢志不渝。他潜心学术60年。在教学中，他治学严谨，桃李满天下；在研究上，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提出的农业经济的相关理论，如同润物的春雨，悄无声息地造福着广大农民。（作者系本报学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