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高三毕业，被保送进入了人民大学。在选择志愿时，我还什么都不懂，看到哲学系的介绍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我想自己这两者都喜欢，于是就报了哲学系。那时候，进哲学系比进其他系难，学制是五年。在入学前的那个暑假，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挺有意思，所以选择哲学也符合我当时的个人兴趣。
进入人大哲学系后，我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年人大第一次招高中应届毕业生，当时人大哲学系一共招了大约二百人，分成七个班，都是各地比较优秀的学生。在五年的学习期间，我研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听了不少校内外名师的讲课。当时《人民大学周报》还让我做通讯员，我给周报写了很多东西。此外，我还和经济系的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作为《人民公社大合唱》的第六曲，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在当时流传还挺广。
自从1956年到人民大学之后，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人大，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在人大当学生这些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点就是遇到了一大批名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指点，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当时我们哲学系的系主任何思敬，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在延安的时候担任过毛主席的法律顾问，还精通德语和英语。我们系的萧前老师更是我的恩师。1961年，我即将本科毕业，当时正在选择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专道路”之嫌，争取了多少年入党没有如愿（我直到后来到湘潭农村参加一年“四清”运动后才于 196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不利的政治条件，使我觉得留在人大可以说是一种根本不敢想的奢望。我也跟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但我心里很怀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
直到1961年的6月底左右，正当我为自己的前途反复猜想之时，组织上通知我，我被留在当时萧前老师主持的人大哲学研究所。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让我感动不已，久久难以平静。我后来才知道，把我留在人大是萧前老师力主的结果。在我报到后不久，萧前老师———当时我们尊称他为“萧公”，比我大12岁———找我谈话，谈到留我做他的助手之一的理由，主要是他觉得我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外语较好、文笔可以、人还勤奋等，给了我很多鼓励，也解除了我多年藏在心里的压抑感。我对萧前老师非常感激，前几年在萧公病逝后我还专门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怀念恩师萧公》。应当说，留在人大，给是我人生道路学术发展上最关键的一步。
留校后，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1961年到1962年期间、萧前、吴传奇、关锋、陈先达老师主讲“辩证逻辑”，我担任他们四位老师的助教，先后为哲学系本科五年级和研究班三年级辅导。第二年我开始讲这门课，第三年独立开课，后来还到北大去讲这门课，受众是哲学系本科五年级。可以说，本科毕业就当教师，并且很快能独立支撑一个课堂，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教学工作之余，我也在努力撰写文章、翻译著作。1963年5月3日，《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的一篇学术论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是建立范畴体系的正确方法》，这是我对当时学术界关于“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争论发表的自己的一点见解。1965年，苏联哲学家柯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一书作为译著正式出版，我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翻译工作。
1964年，人民大学组织师生分三路参加“四清”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所在的这一路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的“四清”工作团中。在那里待了一年。团长是谭震林。这个团规格很高，谭震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叫他“谭教授”。以前有个说法是“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当时不仅穷，而且因为“大炼钢铁”，把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当地群众生活很苦。我们作为工作队员生活也很辛苦，伙食非常差。不过参加这次运动也很锻炼人，我们学会了吃辣椒。
之后我和人大大部分老师一样，去了江西余江人大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当了三年石匠，当时需要我们自己打石头，自己盖房子。采石头既是气力活，也是个技术活，七八斤重的锤子，一天要打万把下。有时锤子没有打在钎子上，而是打在大拇指上，我的大拇指盖一共掉过三次。每次打到大拇指上，要钻心疼好几天，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打石头先是采毛石。即开出四边都是两米宽、二十公分高的大石头。这样先要在四边打一条二十公分深、八公分宽的沟。这个工作完成了，然后需要在大石头正中间打一个直径三十公分、深二十公分的圆洞，在圆洞底部打进去四个楔子，并在四个楔子上面的几个点轻轻地、均匀地敲，慢慢把块石板掀起来。如果用力不均匀，厚薄不均，这块石头就废了。一块石板掀起来之后把它切割成大概二十五块，这个叫“毛石”，还得再加工，之后就可以当砖使。一开始我们加工起来不是很熟练，后来就非常熟练了，一眼就能看出平不平，这是我们最后的产品“加工石”，就可以上墙了。我们这些住在“水晶宫”的“打石连”战士，还需要帮助村民干农活，因为我们都是小辈，这种劳动的事情我们都得参加。比如采茶的时候去支援采茶，插秧的时候去支援插秧。夏天先“抢收”，后“抢种”，这样的“双抢”我们都得参加。
过去人大都是隔系如隔山，从来不接触。去干校的时候打破了这个隔膜，各个系的都混在一起了，所以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人，像经济系的胡钧、卫兴华、吴易风，党史系的许征帆，新闻系的郑超然等。
从干校回来之后，整个哲学系被分配到北师大。这是郭影秋同志高瞻远瞩的想法，一个系的教师干部按建制成块进行分配，恢复的时候就能成建制地回来。我们把这叫作“批发”。从1972年到1977年，我在北师大待了大约五年，这期间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步恢复，并且常常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我主要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面向北师大哲学进修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校后的人大哲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地开设了“反杜林论”这一课程，同时负责编写《〈反杜林论>哲学编解说》一书，该书1979年以校内用书的形式出版。此外，我还带着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去清河卫戍区学军。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集中力量从哲学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做了不少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我在国内主要报发表了近20篇文章，如《“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论形而上学猖獗》等，其中发表在1977年《红旗》杂志第7期的《批判折中主义，还是攻击两点论》一文，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在《北京周报》第48期予以转载。由于这些作品，我在全国的知名度极大地提高了，还被戏称为人大几大“秀才”或“才子”之一。
与此同时，我还积极参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表了《为真理而斗争》《立实践标准，破主观标准》等文章。1979年到1980年期间，针对当时长期困扰我国理论界的“阶级”属性问题，我曾与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报》提出划分阶级只能是经济的标准，对“阶级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提出了疑问。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秀林、吴树青合著的《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法》。197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独著的《本质、现象、假象》。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我的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我的兴趣部分转移到了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上面，开始参加当时在北京举行的、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1961年毕业于哲学系并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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