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的几个园丁

　　从事新闻史的教学工作，算来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得到过不少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其中帮助最多的是罗列、刘爱芝、黄河等三位同志。他们都比我年长，都是曾经在新闻史这块园地上耕耘的老园丁。
　　三个人当中，最先认识的是罗列。1950年我应马荫良老师的约请，到上海新闻图书馆整理《申报》史料，那时还没有成家，单身一人住在馆内。这个图书馆由《解放日报》出资，馆址在旧法租界的思南路，稍南一点就是著名的周公馆和梅（兰芳）公馆，环境十分幽静。图书馆的馆舍是一座带花园的三层小洋房，二三层供图书馆办公和藏书藏报，楼下的那一层则安排做单身职工宿舍和《解放日报》的家属宿舍。我刚去的时候，楼下只住了两三个人，大部分的房子还空着。不久，当时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张春桥带着他的老婆来看房子，转了一圈，嫌小，没有搬进来。又过了一阵子，才搬进来一家人，这就是罗列、焦彬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家。当时，罗列是《解放日报》的秘书长，年龄接近三十岁，身着洗淡了的人民装，脚穿带襻的家做布鞋，英俊瘦削，翩翩年少。因为是邻居，逐渐地有了接触。当时，我正在摘《申报》史，还经常应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系主任黄嘉德的邀请，去讲一点新闻史专题，而罗列在此之前，曾经从事过新闻教育，并且对新闻史颇有兴趣，我们因此谈得十分投机。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大，在北大中文系成立了新闻专业。1953年春，他被调往北大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兼新闻学教研室主任，主持新闻专业的教学工作。行前曾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北大教新闻史，我欣然同意，这样就开始了我在大学新闻系从事教学工作的生涯。
　　我到北大报到的那一天是1953年的8月23日，9月1日一开学就上课，留给我的备课时间只有七天。那一年，我27岁，初生之犊，不怕困难，也不知道天高地厚，稍事准备就贸然地登上了讲台。当时，在大学新闻系开这门课的，只有已故的复旦大学的曹亨闻老先生和我两个人，可供参考的只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几本书，没有现成的讲义和其他教材，有关革命报刊史的部分，则完全是一片空白，连一本可参考的书也没有。为了保证课时，我只好边讲课，边搜集资料，边备课，狼狈情况，可以想见。由于仓促上阵，准备不充分，又没有可供阅读的讲义和教材，教学的效果不理想。上课不久，就收到一大堆意见，我因此也有些苦恼。这一期间，罗列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首先，是帮助我拟定了这门课的教学大纲，从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都做了全面的规划。其次，是支持我的教学资料搜集工作。从1954年的寒假起，每一个假期都支持我到京沪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及文物收藏部门去查阅和搜集有关材料。再次，是帮助我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难点，审定讲稿的内容，并分担了部分章节的讲课任务。记得这门课的有关韬奋报刊活动的部分和有关解放区报刊的部分，就是由他主讲的。北大新闻专业并到人大新闻系以后，他还主动讲过个别新闻史专题。自从设立了新闻史教研室以后，他一直参加这个教研室的活动，是这个教研室的成员。
　　稍后认识的是刘爱芝。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有关新闻史编写工作的研讨会上。时间是1954年，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附近的一个会议室内。那次会上，传达了乔木同志关于编写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几点意见，到会的廖盖隆、黎澍等同志，也谈了各自的看法。刘爱芝也发了言，他那时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参加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的编写工作。不久，新闻班的工作结束，他就调到北大新闻专业来了。刘爱芝只有高小学历，完全靠自学成才。他长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到北大新闻专业不久，就担任了新闻史教研室的主任。他对中国现代革命报刊的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报刊的历史，有较深入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突出特点是长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不随风倒，不人云亦云。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我继续在他担任主任的新闻史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直到60年代初他调离人大去《红旗》杂志工作。在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我得到过他的很多帮助。
　　最后认识的是黄河。第一次见面在北大，时间是1956年。那一年，北大新闻专业举办了一次全国报纸展览会，负责筹备的是胡赛珍和我，会上展出了不少历史上著名报刊的原件和照片。黄河当时已到人大新闻系任教，特地赶来参观。彼此都是搞新闻史的，因此，一见如故。那时，黄河只有49岁，但已拄上了拐杖，给人一种上了岁数的印象。大家叫他“老黄河”，他也不以为忤。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以后，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刘爱芝调离后，他继任教研室主任。黄河1930年就参加了上海左翼社团的活动，1932年就入了党，是一个老革命，但是却没有多少架子。他搞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党史，担任新闻史教学工作以后，仍不忘党史研究，有不少著述。他是贵州人，有浓重的西南方言口音，不善辞令，讲话时，意思点到即止，很少长篇大论。主持教研室工作，也是为政不在多言，不摘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我们戏称他是“无为而治”。其实，他还是做了不少实事的。1959年开始的北京报刊史的资料调查工作，和1964年开始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的编写工作，都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政治运动和劳动不断的情况下，能够完成这两项工作，就很不容易了。这两项工作，我都参加了，受到了不少教益。后来，他又和张之华同志合作编写了一部《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这更是一部资料丰富有重大价值的新闻史专著。黄河原名王均平，黄河是他参加革命后使用的名字。这是一个被很多人重复使用十分容易雷同的名字。“文革”中，我和他同住一个“牛棚”的时候，曾经用他的这个名字和他开过一个玩笑：告诉他，毛主席已经就他个人的问题发表了“最高指示”，他很快就会被“解放”了。他听了以后，高兴极了，忙问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指给他看的是新编《语录》中的那一段话：“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他空欢喜了一场。黄河同志已于1991年以84岁的高龄去世。
　　拨乱反正以后，我们系的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队伍日益壮大，教学和科研的成果日渐丰硕，这是目前在岗的新闻史教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曾经在这块园地上耕耘过的园丁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是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他们的劳绩，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作者系新闻学院荣誉一级教授，本文选自《长留篇什继风诗：中国人民大学80年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