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24岁，在吉林工厂工作，参加了全国高考，只有半年复习时间，我就选择了放弃英语；却考了吉林省第八名，全国所有大学任我挑。我挑了当时最热的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专业，美滋滋地到了北京。可一入学才知道，我是我们班35个学生中唯一一个外语得零分的人。这下完了，自信心消失殆尽。别人问我，你怎么考零分？我说，我没去考；别人说，你真傻，你怎么不考；我说我不会，考了也得零分，还不如休息休息；别人说，不会也不能得零分；我说，什么？别人说，那叫选择题；我说，我不会选；别人说，你连选择题都不知道，选择题就是你闭着眼选，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可能性答对，你的高考分白白少了2.5分。我心想，看来英文真是不一般，连考试方法都这么新鲜。
英文刚上两堂课，我就不想学了，因为那26个字母我怎么也发不准音，一不小心就同扑克牌发音混了。我找到系里老师，说我想换学日语，日语里面起码有点中国字。老师说日语可是小语种，用的范围小。我想，日本电器世界第一，学了日语有可能跟世界第一沾上边，也不错。我说，小语种就小语种吧。第二天老师告诉我日语班已满，要不你学德语？我在东北曾看过一本《共产党宣言》的封面，那上面有一行德文字，我想德文也是和英文一样的“勾勾字”，算了，美国比德国厉害，还是学英文吧。
既然英文最差，就给它最多时间。我的本科前三年有一半时间是学英文的，什么招都试过了，背字典，背书，大声喊，走路比划，睡觉前背五句话，上厕所背十个单词，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背在书包里，走路听、吃饭听、听报告听、上街听，听了四年。别的班同学甚至会打趣说，你们班那个学外语的“疯子”，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总之，到大三时，我连滚带爬冲到了全年级英文最快班。
学校有个英文角，每天天黑了之后人才多起来。我想可能是夜幕有助于掩盖我们的羞涩。一天晚间十点多，我在英文角讲得口干舌燥但仍兴致勃勃，摇头晃脑、念念有词地回到寝室。一推开门，全屋人一起轰堂大笑。我问怎么了？一个北京同学说：“我正跟他们讲，你在英语角大摆擂台，我偷听了半个小时，就听你在那扯着脖子，结结巴巴讲别人听不懂的东北英文。”全屋人又是一阵大笑。在英文角，我是讲的较多的人，讲的多，练的也就多。没人我还自己嘟囔，何况还有听众。其实真学懂外语的人都明白，你不张口，永远也学不会。所以学外语不需要聪明，只需要勇气。当然，这是我以后才明白的，当时只是觉得好玩。
室友的笑声不仅使我难受，还弄的我心里没底。我真搞不清老外是不是能听懂我这东北人讲的英文？我的英文是不是就像武术似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那边汗落如雨，我这边刀光剑影，可就是接不上火。如果是这样，我这英文不是白学了吗？看来，我还真得找确保会讲英文的人过过招，看人家懂不懂我这“东北英文”。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不像现在，那时全国也就那么两三种中国人编的英文教材，单独练听力和口语的教材更没有。北京那时的外国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我只有星期天到颐和园门前去等。外国游客一下车，看哪个面善就冲上去，先问你是哪国的？然后问第几次来北京？再问你喜欢北京吗？这是我的“三板斧”，到这时候，一般游客就该不理我，去看颐和园了。没事，我接着堵下一队。一天，我堵到一个美国老头，他腿脚不灵，没跟大队走，我趁机坐在他旁边。前三句已说完了，得变招了，可书上背的不管用，只能自己编。当时是美国大选，我在脑袋里想了一会，组织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认为谁能当美利坚合众国下任总统？”他说，我支持里根，我认为他一定赢。哈哈！他听懂了！他听懂了我自己编出来的东北英文！我也听懂他了。我真兴奋。我又问他，我的英文是不是有东北口音？他说，你是说你是不是有波士顿一带的美国口音（波士顿在美国东北部）？我说，不是，是中国的东北话的口音。可那老头面带困惑地问，中国东北在哪？我说，靠近苏联。他说，北京不就靠近苏联吗？看地图挨的很近。什么？那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感到他好像是从月亮上下来的，那么大的东北他都不知道。那天，我恍恍惚惚地从颐和园走出来。从此，星期天我没事就往颐和园跑。
7年后，我从人民大学毕业到香港。我的第一单生意有幸和李嘉诚的二公子联手做。他那时是刚从斯坦福毕业的“洋硕士”，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土硕士”。他不能讲普通话，我不能讲广东话，只有用我的东北英文同他美国英文沟通。他在加拿大，我在香港，每晚十点通电话，因为多伦多股市是在香港晚间才开市。我结结巴巴的东北英文和对股票的不熟悉刚开始一定使他很烦，没办法，那也是华润公司第一次越洋收购上市公司。我只有白天看股票的书，学习术语，晚间就用。通了一个月电话，给公司赚了70万加币，那是我为公司赚的第一笔钱。
读到此，读者可能要问，你凭什么那么幸运一毕业就能到香港；一到香港就能同李嘉诚的儿子做生意？一定是有大后门。是的，我有“大后门”，这个“后门”就是我的东北英文。1986年，中国在香港最大的中资公司———华润集团恰恰到全国最好的大学招应届毕业生；我恰恰在那年研究生毕业；考试时，我恰恰是它招收的非英文专业、非外贸专业毕业生中英文最好的。因此，我同200多名毕业生一道来了香港。到了香港，我又恰恰分到集团的企业开发部，原因是我的专业是工业经济管理；我的英文和学英文练的胆，使我是华润集团那年招来的这个专业中唯一能张开嘴说英文的。当时，企业开发部一共八个人，只有两个英文比我好，可他们都是我的老板，老板不可能天天加夜班，同加拿大通电话这活儿就落到我的头上。这么多“恰恰”加在一起，促成了1988年我在香港的第一单生意。从此，我知道了，我的东北英文能用，它使我睁开了另一只看世界的眼。
写到此，你们一定以为我的英文很好。实际上，我目前的英文水平是，看和听原版的英语电视和广播，要使劲才能看懂和听懂；为此，我现在每天还要听一个小时的新闻来保持这不太灵光的英文耳朵。说和写超过三句，母语是英文的人就能知道我说的是外国人的英文。读，囫囵吞枣能读懂新闻、小说和有关生意的文章。用，我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我从不吝啬说“对不起，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你能再讲一遍吗？”（作者系1979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