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以来，还是忙里偷闲读了不少书，有很多思考。我想好书是有三种不同境界的，第一层是补足之前不知道、不了解的新知识；第二层是看完后使自己陷入思考，与其他书联系起来，构建起一个逻辑网络，遇到相关问题会再次翻读；第三层则是到了艺术的境界，会让人爱不释手，每读之，思考之，感怀之。能全部满足三点的好书着实不多，我最近读到的很多书都属于第二种，地中海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正是这样。
今天我们谈威尼斯，更多的是赞美它是这样一座美丽又神秘的“水上之城”，或是联想到莎翁笔下的“商人群体”，又或是它曾在东西方商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这本书，唤醒的则是那个在历史的进程中无可替代的威尼斯，“护城神”圣马可的旗帜曾引领地中海潮起潮落数百年。
威尼斯海权雄起于东西方贸易，根植于地中海与亚平宁半岛的天赐，随后，在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中，作为一个稳健的后入者，威尼斯并没有自己的宿敌热那亚那样积极。但在1204年，威尼斯人注下八万五千银马克的豪赌，资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入君士坦丁堡，确立了威尼斯的海洋霸权。这样的豪赌有些“反威尼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船长、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的个人魅力和决心，年逾八十、双目失明的他，彼时却依旧有着精明的头脑和统帅的能力。在他的帮助和要求下，主要由法国和北意大利城邦组成的十字军占领了匈牙利的扎拉城；他又利用东罗马国内讧，指使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共和国由此占据了原东罗马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包括爱琴海，亚得里亚海沿岸许多港口和克里特岛）。
1379-1380年的基奥贾攻防战，是更具威尼斯烙印的战争。无论局势如何险峻，所有部署的工序化、条理化、制度化一如既往，这种行事风格已作为一种品质，注入到每一个威尼斯水手的血液中。因此，即使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信念依然不变，圣马可的旗帜注定继续飘扬。基奥贾攻防战之后的威尼斯，更是将海洋霸权的精细化做到了极致，这是从每一个威尼斯商人到船队、到兵工场、到海洋贸易、到国家内政外交的精细化。正是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确保了威尼斯的荣耀和利益不断拓展。
总的来说，威尼斯的海洋霸权基于两点：第一，东西方商路以地中海为中转站；第二，中东地区各大势力相对的战略平衡，核心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拜占庭帝国守住君士坦丁堡。然而，后期的威尼斯太过稳健，太过商业化，失去了应有的战略眼光和决心。英国早期与西班牙、荷兰争夺海上霸权的时候，曾经依靠海盗，但大英帝国最终能够更上一层楼，是凭借更高的眼界和胸怀，建立起“日不落帝国”。威尼斯共和国则未能控制商人们，反而被商人控制———从这点来说，威尼斯的国家体制有着天然的劣势，这使它缺少一种超然的国家品格，不能看到和采取更高水平的战略抉择。虽然新航路的开辟对威尼斯海洋霸权的打击极为致命，但威尼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中的表现，已经显现出自身政治体制和国家架构的落后。1450年前后，威尼斯在面对奥斯曼的崛起时犹豫不决，1453年，当新月旗帜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升起后，就注定了威尼斯海洋霸权的衰落。
作为“第二种好书”，《财富之城》给人的思考很多。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让我思考海权与陆权的关系，威尼斯与奥斯曼的关系，威尼斯与法兰西的关系；第二，思考威尼斯与西方殖民统治的关系，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方列强对全球的殖民扩张；第三，思考威尼斯在东西方世界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我想，在思考大国崛起历程和东西方文明对话的课题中，威尼斯必有一席之地。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