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由史蒂文·索德伯格导演，于201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影片讲述了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在几十天内席卷全球的故事。它的简要剧情是这样的：贝丝从香港出差回到美国的家后突发疾病死亡，丈夫托马斯协助米尔斯医生调查真相。可怕的是同样病症的患者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出现，病毒在不停蔓延。阴谋论记者艾伦趁机散布对政府和医疗机构不利的舆论。里奥兰特斯医生被派往香港调查病因，但却被扣留作为交换疫苗的人质。在几位医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研制出治疗病毒的疫苗，事件终于得以平静。
这部电影，大概是此次疫情发生以来观看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也是引发观众最多共鸣的一部电影。网友评价它表现了“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也有人说“9年前的电影，9年后成真了”，还有人说“初看不知片中意，再看已是片中人”。
的确，电影当中诸多的元素——例如14天的潜伏期、防疫中最多强调的“戴口罩和多洗手”、超市抢购、作为起源的蝙蝠、排队买感冒药、封城和隔离、医护人员感染、网络大V造谣、健康码、疫苗研发等大量的情节，似乎一幕幕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谈到这部电影的启发，相信“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和启悟——由于电影涉及疾病预防、疫苗研发、卫生习惯、谣言控制、危机管理、人际交往，甚至婚姻伦理等各种议题，所以或许每个人都能结合自身所关注的点而“心有戚戚焉”。事实上，影片传达了大量的重要结论，例如“面对危机，道德优先于价值”、“危机中，人们更容易达成一致和协作”、“最大的危机是恐惧本身”等。在这里，我们只简单论及两点，一是“谣言”，二是“正义”。
“谣言”的扩散与蔓延
电影的标题“contagion”其实除了“传染”，还包括“蔓延”“扩散”的意思——因此，电影不仅探讨的是病毒的传染，更是恐慌的蔓延，以及谣言的扩散。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指出“谣言”形成具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事件的重要性，二是事件的模糊性。时至今日，新冠病毒事件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将新冠病毒的全球风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足以可见其重要性。电影中的疫情致使260万人死亡，其严重性更是毋庸置疑。与此同时，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大量信息具有模糊性，例如病毒的源头尚不确定，我们对于病毒的很多了解并非百分之百。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谣言”。电影旗帜鲜明地告诫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谣言在缺乏可靠的信息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而在不安、忧虑和恐慌的情况下更容易扩散。因此，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信息公开是消灭谣言最好的方法”。
电影中浓墨重彩的一幕，是由于裘德·洛所饰演的网络大V艾伦宣称中药“连翘”对病情有用，导致了人们在药店的疯抢；并指责政府与制药公司勾结，通过疫病谋取巨额利益。这令我们不禁想起不久前“双黄连”对新冠病毒有用的谣言，以及人们连夜排队抢购的情形——包括非典时期的板蓝根谣言等等，都是如此。然而，电影一针见血地刺穿了“谣言”的恶意性和危害性——电影中艾伦所指摘的恰是他自己所犯的罪：是他自己利用了人们的信任，通过散布所谓的“独家消息”、“亲身体验”，从中谋取了商业利益。所以，当“谣言”和“资本”或“利益”相互勾连时，能够产生巨大的伤害性和破坏力。
根据奥尔波特的理论，“谣言”能够通过三种机制进行“再造式”传播，一种是削平（leveling），即传播者会按自己的理解，将接受到的信息中的不合理的成分削去，重新安排某些细节，使之变得“更短、更明确、更容易被理解和传告”。第二种机制是磨尖（sharpening），它指的是从大量的背景材料中选择数量有限的细节来加以凸现、夸大和传播的现象。第三种机制是同化（assimilation），它指的是人们会依照自己或群体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预期、常识、传统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来进行信息的取舍和细节的再造。在这次疫情中，或许在专家的口中复杂而全面的信息，传到我们的相互微信里只“削平”为没有条件、没有程度、没有环境的简单而粗暴的一句断言，或者“磨尖”为某一个细节加以大肆扩增和渲染，或者“同化”为有利于自身年龄、地域、性别等身份的信息等等。我们在批判艾伦等一些所谓“造谣者”的同时，其实也应当反思下自己是否在传播或“八卦”某些消息时，对原初的信息进行了削平、磨尖或同化的再造。
“空间正义”与“普遍权利”
电影在短短的两小时内将镜头不断游走于全球的各个城市角落：从旧金山到东京，从香港到首尔，从伦敦到纽约……这样一种不断快速变换的城市视角，当然是为了表现“传染病”的全球化蔓延特征。然而，空间变换和转移所包含的批判性却不止如此。
我们知道，这部电影是倒叙的结构，第一个镜头是时间线的“第二天”。而在电影的结尾处，我们跟随镜头回到了疫情的第一天。在最为关键的一天夜里，一辆大型机车正在树林里作业，特写镜头强调了这一公司是影片中美日跨国公司——这一大型机车的作业，是这场“瘟疫”灾难的源头：机车推倒一棵树，惊飞蝙蝠，蝙蝠飞进猪窝，携带病毒的猪被送到高级赌场厨房，高级大厨处理生猪未洗手和美国高管握手合影，于是病毒被带到世界各地。
这样一个镜头令我们思考全球化的空间正义问题。谁处于全球生产链或者贸易链的前端和后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必须要砍树毁林以获得原材料，或者毁林得到大面积土地来再造原材料。而来自于美国或日本的公司高管，前往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获得原材料，以便能够降低成本等等。而在电影中，在疫情爆发的高峰时期，我们看到在养猪的村庄，村里很多人感染了，其中包括很多儿童，但是他们被排在领取疫苗名单的最后。他们生产最初级的产品，获得最微薄的利润，在全球贸易链的前段，却处于最被忽视、最享受不到公平、处在预防措施和医疗条件最低的社会环境中，获得这个产业链中最为微薄的利润。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便能够理解影片中的黄经汉所饰演的香港卫生工作人员为何要绑架玛丽昂·歌迪亚所饰演的世界卫生官员——他非常了解，这个以各种方式（贸易、媒体、交通、政治、文化、气候，当然也包括瘟疫、自然灾害）联系起来的全球化的世界，在空间上有多么的不公平和不正义。
电影中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探讨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正义”问题。学者大卫·哈维曾提出了“空间正义”的概念，他从空间视角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重构，指明城市空间生产和分配的非正义都根源于资本逻辑；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必须以空间需求为导向，鼓励当代无产阶级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打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空间非正义，寻求空间乌托邦的解放策略。他在《希望的空间》这本书里，也尝试给出了重建“空间乌托邦”的现实路径，尤其是“十一项普遍权利”，包括类存物的权利、生活机会的权利、生产过程中直接劳动者的权利、政治联合和“良好”治理的权利、人的身体的不可侵犯性和完整性、集体控制公共财产资源的权利、体面健康的生活环境的权利、尚未出生的人的权利、空间生产的权利、保持差异的权利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电影也不妨成为我们思考全球化疫情所带来的“空间正义”问题的契机。
（作者系文学院副教授）